/口述时间/

2023年7月20日

/口述地点/

宝安区松岗非遗农具展示厅

/本期采写/

何冬英

/本版图片/

刘安邦 李楚玲 陈文韬

文业成,1945年出生于宝安松岗埔尾村,初中肄业,1962年开始在松岗木器合作社当学徒,1964年在农具厂当木工师傅,并开始培养学徒。1974年-1978年,文业成到松岗各村维修农具,期间培养了一批本土农具维修木匠。1964年至1978年,因工作出色,文业成每年都获评“先进生产者”等荣誉称号。1979年,文业成担任木器车间主任,统筹安排农具生产和民用木器家具制作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文业成自学书画创作。2006年,其书法作品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二届“金鼎奖”全国书法美术大赛金奖,并入选《全国书法美术优秀作品集》;获中国书画院颁发的荣誉证书,被授予“中国书画艺术家百佳”称号。2015年,成为区级第三批“非遗”项目(木器农具制作技艺)唯一代表传承人。

口述者说

深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农具慢慢消失,农耕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认为,被列入“非遗”的木器农具,对传承文明、记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我这辈子都在和木器农具打交道,对它们有很深的感情,希望政府与社会一同出力保护它们。

生活困顿当学徒 勤学苦练成师傅

我国南方制作农具的生产史至今已有千余年。深圳的传统农具盛产于我的家乡——宝安松岗。说起和木器农具的缘分,要从我读初中时的时代背景和我的个人经历谈起。

1960年,我考入公明中学,每天起早贪黑,上学路6公里,单程就得走个把小时。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饭吃,我早晚在家吃得少,在学校又没午饭吃,一些同学见我可怜,不时接济我一个红薯或一个饭团

偶然间,我参加了全校的书法比赛,第一次公布成绩时,我意外取得第一名。后来,班主任看我书法作品的字迹很淡,于是在审美上扣了我三分,调整后让我屈居全校第二名。字迹淡,皆因我买不起墨汁,兑了水。学校校长注意到我的天赋,觉得我未来在书法方面能有所建树,便私下找到我,要我好好学习,将来把我送到惠阳工艺美术学院。

后来,因母亲病故,我的学习、生活变得极度困难,便申请退学了。班主任等老师得知此情况来我家劝说,并表示会动员全校老师每月每人出一两块钱,资助我读完初中,希望我不要半途而废。我顾及家中贫穷,婉拒了。退学回到家中,我就在松岗、沙井一带的农田及海边滩涂地里捕鱼捕虾售卖,贴补家用。外婆看我无所事事、晒得黝黑,便教导我:“千金小姐,百艺傍身;一时拓落,人艺赢人。(粤语俗语)”这句话成为我当时黑暗人生中的一盏明灯。我萌生了学手艺的念头,恰逢松岗农具厂招收学徒,就报名了。

1962年我刚刚当木工学徒时,一个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原本希望当学徒养家糊口的我,发现这点工资自己都没办法吃饱饭,更别说帮父亲养家。只有尽快成为木工师傅,工资才能上涨。

1964年,松岗农具厂由两个木器手工艺组合并,分为木器、铁器、电器、机修与五金5个车间。一时间,松岗农具厂成为深圳最大的农具厂,其生产的产品美名远扬。

颇为艰难的是,当时木艺传承主要是父与子口手相传,我和农具厂的师傅们没有血缘关系,谁能真将这份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传授给我呢?

当时正值大生产时期,我们不但要在工厂里当学徒,还要支农搞生产。为了学好木工,我的十个手指都受过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徒考核的时候,我独立制作了六件农具,一举通过考核,成为正式的木工师傅。

在我成为木工师傅的时候,宝安木器农具也迎来最光辉的时刻。松岗农具厂成为了中国第二轻工业工厂,工厂规模由原来的几间瓦房,发展到五层的工业厂房,面积有几千平方米,木器生产则按照季节安排,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当时农业需要什么农具,我们就生产什么。

在宝安松岗街道非遗农具展示厅展出的农具。

传统农具蕴含智慧 手传口授发扬光大

松岗木器制作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包括运输工具、灌溉设施、各类农具、生活木具等。

每一件农具都代表了农耕的一个时代,如果要展开来讲,可能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比如说春耕,主要生产犁耙,夏种则生产水车用于抗旱,秋收要做打谷机、禾机,冬藏则专注制作木桶等贮藏器具。

我制作过100多种农具。比如木犁——它是我国历史性最悠久的犁田农具,主要用于翻耕农地。木伐则是清代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家家必备的工具,用于将稻谷脱壳为大米,也可椿粉。没有农药除虫的年代,我们生产制作除虫梳,农民使用这种工具,“梳”出秧苗害虫,这是减少虫害最便捷的方法。还有我们小时候常常见到的风柜,是最好的稻谷分类工具,制作时一般设置为三挡,可将收割的稻谷按质量等级分为三类。后来的现代化农具,不少是参考和借鉴了传统农具的原理和功能,用更先进的技术使其实现了自动化。

传统的农具制作技艺种类多,工序复杂细致,手工制作的时间长,全靠手工刀锯、破削和刨、雕刻、装配、上彩。手工制作难以实现大批量生产,特别是木雕部件、手绘花纹图案、制品的边缘修饰等,都有它的秘诀和独特技艺,手传口授的民间手工艺特点浓厚。我自学成才,想将我的技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于是在1974年-1978年间,我利用工作抽调的便利,到松岗各村维修农具,培养了一批本土农具维修木匠,发动大家一起传播农耕文明。在当时,我可以说是整个宝安最年轻的木匠师傅,我带出来的徒弟也多,一村一个,有20多个。

改革春风拂南粤 农具生产日渐稀

在木器制作的铿锵声中,在各式木料气味的包裹之中,我们迎来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大潮。

1978年,改革春风拂南粤,珠三角大批农民“洗脚上岸”,民营企业涌现,“广东粮、珠江水、岭南衣、粤家电”销往全国。深圳迎来了大范围的“农转非”,当时的口号是“洗脚上岸,三来一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将深圳大量的农民“转”为工人,农民都没有了,农具厂自然就歇业了。

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才35岁,面临这样的历史变革,当时是十分迷茫的。生活何去何从?前途何去何从?工厂里还有大量和我一样30多岁不到退休年龄、不能安置的年轻工人,以及临近退休还无法退休的老匠人。单靠卖木材、做手工,肯定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

“三来一补”的好政策,吸引香港人来合资办工厂,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去当厂长。当时有朋友下海做生意,收益十分不错,想叫我一起干。我听闻留在工厂工资不高,自然不太愿意。在领导的软磨硬泡下,我答应借调半年去当时的东松电子厂,月薪为125元。没想到这一干就是8年。在我任东松电子厂厂长期间,传统木器农具,甚至木制材料的使用都在逐渐减少,金属和塑料制品逐渐代替了木制品。

1984年,深圳全面停止制作传统手工农具,这意味着木器农具的生产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可是,我仍然心系做了大半辈子的传统农具。当时我觉得,木器农具不再批量生产了,便会渐渐成为珍贵之物。当时没有考虑清楚的是保存问题,我利用家里的空间收集木器农具,可因为南方潮湿,这些农具闲置过久且未能得到妥善保管,受到白蚁侵蚀,不少精美的农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损坏,非常可惜。

文业成制作的农具。

盼望更多力量加入 更好保护传承非遗

改革开放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老百姓必须适应变化。艺术是相通的,不能做农具,我开启了艺术的另一种表达——练字学画。回想起我小时候常常捉鱼捉虾,我对虾的感情也有独特的表达。我看齐白石画的虾,开始临摹。没有老师指导,我就跑到罗湖的书店买一大堆大师作品回来自学。家里废旧的木板、报纸、日历都被我拿来练书法,干净一点的纸张就拿来作画。日积月累,我不但学会了楷书、行书,还练习草书、篆书。绘画方面,也形成了自成风格的墨虾及山水花鸟画。在传承非遗木器农具制作技艺时,我也会在模型制作上添上我特有的中国画元素。

我现在是区级第三批“非遗”项目(木器农具制作技艺)唯一代表传承人。唯一的意思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木器农具制作技艺传承,我都快80岁了,可以想象这多么艰难。

农具在我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中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我们老宝安还是产粮区,曾是岭南鱼米之乡。时代发展了,农耕时代结束了,难道农耕文化就要消失吗?太可惜了!我一直致力于传统农具的保护,松岗街道也热心帮助我,在300平方米的松岗非遗农具展示厅内,展览我制作或收藏的100余件农具,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还有许多农具和农具模型堆在家中。

我曾到广州的省级生活博物馆去参观,农具方面的展品只有5件,分别是:犁、磨子、水桶、耙子、风柜。由此可见,我这里保存的农具不仅仅是深圳,甚至可能是广东省最全的。

松岗街道开设的非遗农具展示厅是深圳市唯一一家专业性农具博物馆。街道办工作人员还安排专人负责调查、收集木器农具的传统制作工序、制作图纸,通过文字、影像全面记录原材料选择、制作工具使用方法及工艺流程,听说还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但我觉得,非遗农具这项技艺仅仅靠街道层面的保护还远远不够,我想呼吁政府和社会一同出力,予以保护、传承。

我之所以坚持做非遗农具展示和推广,除了自己的情感因素外,还在于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忘记脚下土地上曾经辉煌的农耕文化。因为你们的祖辈,曾经靠这些农具将生命延续,将文化传承。希望趁着我还干得动,政府能牵头设立专门的课题研究项目,我着手绘图,制作传统农具模型,把技艺保留下来。农耕文化的回忆,也许能带给后世一些精神力量。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这就是我老年生活最大的愿望!

【记者手记】

倾情守护农具 工匠精神闪光

文叔年轻的时候很“靓仔”,岁月流逝,越发儒雅。但文叔的手,确实是“怪骨嶙峋”:有的手指骨节异常大,没有一根笔直而修长。这是一双木匠手艺人长年累月劳作且经历过无数伤痛的手。

文叔是深圳历经苦难的一代人,也是见证着深圳改天换地的一代人。文叔一辈子制作木器农具,对这些东西熟悉又喜爱。前几年身体硬朗时,他还在为一些居民修补农具,并收购闲置不用的木器农具。文叔对自己生活、工作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曾有台湾老板愿意出高价买文叔的农具精品,亲自登门拜访多次,都被婉拒了。因为文叔担心宝安产的农具远赴他乡,宝安、深圳的农耕文化就失去了实物见证。

穷则独善其身,文叔在贫困潦倒时用辛勤劳动撑起自己的小家;达则兼济天下,在学成技艺后,他一村又一村地教徒弟修补农具。改革开放后,文叔更是致力于非遗农具的传承,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他不受物质的诱惑,在不同时代都能无比专注自己的手艺,凝神沉静、内心富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匠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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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汪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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